著名作家白桦去世，叶永烈回忆：他在“苦恋”中守望底线

图/搜狗百科

2019年1月15日凌晨2点15分，著名剧作家、诗人、散文家白桦逝世，享年89岁。白桦1930年出生，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，任宣传员。1952年，曾在贺龙身边工作，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。1961年他被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、编剧，1964年被调到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。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，任副主席。

自1946年开始，白桦陆续发表的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《曙光》《今夜星光灿烂》等剧本都被拍摄成电影。白桦的作品以《苦恋》（又名《太阳和人》）最为著名，其中的台词当年传诵一时，成为了最能代表时代伤痕的拷问。而也正因为这部作品，白桦曾被卷入批判与争议的漩涡中。

2008年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曾以“《苦恋》争议幕后”为主题对白桦进行过访谈。当时，年届八旬的白桦思路清晰，回忆起当年《苦恋》剧本发表时的内幕；电影剧本是否涉及因压力修改的真实情况，以及自己成为“敏感人物”后所遭遇的精神压力等。

如今，白桦先生去世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推出作家叶永烈为本刊撰写的文章以示纪念。

“苦恋”者白桦：在喧嚣中守望底线

文/叶永烈

本文首发于总第75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白桦只比我年长10岁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他是名符其实的文坛前辈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有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，一连看了两场，结果第二天上课打瞌睡，挨了老师的批评。其中一部，就是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，但当时我被紧张的情节吸引，并未注意到字幕“编剧白桦”。

80年代初，白桦的《苦恋》遭到批判。那时候，我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，但是我关注着他的消息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正遭到挞伐。我的长篇小说《黑影》被称为“《苦恋》式的作品”。

后来我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，当时白桦是市作协副主席，我才结识这位敬仰已久的文坛前辈。起初我喊他“白老师”，后来见作协的同事都直呼他的名字，我也随大流喊他“白桦”，反而觉得亲切。此后，我跟白桦有了很多的交往。特别是1999年9月、2006年11月两度到香港开会、2004年前往云南个旧出席会议，都是我们俩一起去的，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谈。

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，我和白桦同坐港龙航空公司早上8点的航班，前往香港出席传记文学研讨会。清晨六时多，阳光甫露，我就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。一看，白桦老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。我们领到登机牌准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通知，由于台风登陆，香港机场关闭，所有航班停飞。那天我们在机场整整等候了一天，也聊了一天，直至翌日才飞往香港。

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，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，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，不张扬，不结派，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文学前辈中不多的一位。

潇洒白桦

白桦一头白发，真个儿是“白”了。年过六旬时，他的头发已经八成花白；到了70出头，则是清一色的白发，根根头发似银丝。不过，那一头银发，反而为他的风度加分。他仍思维敏捷，风度翩翩。我注意到，他日常穿牛仔衣、牛仔裤，如同小青年般潇洒。他不喜欢穿衬衫、系领带，而是穿圆领衫，但是很注意色彩配搭。在云南时，他在黑色圆领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马甲。在香港，则在红色圆领衫外穿一件黑色西装。

据他的老朋友说，他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帅哥。当年，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时，情书是用电报传递的。那时没有E-mail，信件邮递很慢，长途电话得靠人工转接，个把小时也不见得能打通，所以他创造了在当时最快捷的“电报情书”。

白桦的右手有点颤抖，他说年轻时就是如此。他在古稀之年开始用电脑写作，也真不容易，他很快就能驾驭电脑，运用相当自如。有一回，他急着要找我，而我搬了家，他不知我的新电话号码，情急之中，他给我发了一封E-mail，我收到了，给他回了电话。他笑了，说是电脑帮了忙。

他开朗、坦率、健谈而又幽默。面包车行驶途中，不停地神聊的总是他。他记忆力很好，能够一口气讲出很多亲历的故事，惹得大家开怀大笑。他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，讲的贺龙的故事真实而生动。他在错划右派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，对于工厂也颇为熟悉，车、铣、镗、刨都能说得上来。丰富的生活阅历，使他既能写出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《远方的女儿国》，也能写出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《鹰群》。

这位坦坦荡荡的诗人，有时出奇地“顽皮”。有一年春节前夕，作家们聚会。工人出身的胡万春、陈继光、张士敏都是海量，使我们望而却步。席间，他们三位比试酒量，陈继光已经喝下6杯（茶杯）花雕，看样子难以再喝下第7杯了。这时，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，对陈继光笑道：“你喝下这第7杯，我一定陪你喝一杯！”陈继光受此激将，将第7杯一饮而尽。饮毕找白桦，却遍寻不见——白桦早避风头去了！

我随白桦访问工厂时，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“大印”。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，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“白”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“桦”字章。因为每到一家工厂，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“墨宝”，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“头儿”白桦挥毫。白桦写得一手好字，而且才思敏捷，总能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又切合该厂特色的话。写毕，端端正正盖上“白”“桦”两章。这么一来，他博得了“书法家”的美誉。他开玩笑说：“我访问美国时，随身带着印章，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。访问日本时，我不带印章了，天晓得，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！”

向白桦求字者众。2004年在个旧开会时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向白桦求字。时隔两年，我与白桦到香港，谢冕也是与会者，白桦告诉他，字写好了，写的是秋瑾的诗句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谢冕连声道谢。

诗人白桦

白桦与白烨，名字相近，常被人弄错。白烨与韩寒之争发生时，很多人误会，不明白白桦怎么会跟韩寒这小年轻争论呢？其实，熟悉白桦的人都会知道，他才不会加入这类争论呢。

白桦看问题，常显示过人之处。1989年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会议上，每位专业作家要汇报自己的写作计划。我谈了《红色的起点——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》一书的写作计划，这本书定为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。白桦听了之后，说了两点：“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绕不过陈独秀（当时陈独秀仍然被认为是‘右倾机会主义头子’）。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？要注意。另外，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、理清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（1989年正值苏联解体前夜），是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。”确实，白桦指出的这两个问题，即能否以正确的史观来对待，是写好这本书的关键。

白桦写过许多小说，当然是小说家；写过许多电影、电视剧本，是剧作家；还写过不少散文、诗，是散文作家、诗人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他的本质是诗人。白桦不论写什么，都充满诗意，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。

白桦的作品，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。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，他曾说：“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。……由于对她的爱，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；由于对她的爱，才命运多舛，痛苦不堪；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，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——我们的祖国！”《叹息也有回声》一诗，就是他的心声：

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，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；我不是，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，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。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，一个误会！有海峡那么深！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，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。有时，还会吐出一声长叹，没想到，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！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，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；痛苦莫过如此了……
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在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，别人都作慷慨激昂的发言，白桦上台时，却念起了写给儿子的一封封信。充满炽烈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，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。

2006年，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出席“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”研讨会。上台的绝大多数是文学教授，个个用刻板的语言宣读论文，而他则以《文学的河流》为题，以诗化的语言发言：

文学像河流那样，是自由的；文学像河流那样，又是不自由的。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，因冻结而停滞；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，被迫陷入溶洞，因局限而成为潜流，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。但是，朋友们！听！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、歌唱着，这就是希望……

听了他的发言后，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，以记录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运。他告诉我，已经在写，大约写了十几万字。

家人白桦

其实，白桦把作家比喻为“河流”，正是他的命运的写照。他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后，不得不“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，被迫陷入溶洞，因局限而成为潜流”。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整整20个年头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，“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”。

说来也真奇怪。1930年，河南信阳的陈姓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，给先出生的男婴取名“佐华”，晚出生的取名“佑华”。兄弟俩长大之后都成了作家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，名字中有个“佑”字的成了“右派分子”，名字中有个“佐”字的安然无恙。

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，陈佐华的笔名叫叶楠。兄弟俩都以笔名传世，以至本名反而鲜为人知。

白桦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。叶楠内向，拘谨；白桦则外向，奔放。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，而白桦则命运多舛。白桦在1957年进入“右”字号行列，被开除党籍、军籍，从此蒙尘，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，恢复了党籍。许多光阴白白耗费，但也转换为宝贵的思想财富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、深沉。1979年，“潜流”涌出地面，像喷泉一样喷发，这就是小说《苦恋》。但很快，作品被批判，“河流”遭到“冻结”的命运。

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，白桦与叶楠都是代表，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，叫人难分难辨。幸亏，白桦穿绿军装，叶楠穿蓝军装，才算有了不同标志。我细细观察他俩，我发觉，叶楠虽然外貌酷似白桦，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亮，身材也更消瘦。

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白桦是当选代表，但由于身体欠安，他没有出席会议。很多人打听他来了没有，尽管我们这些上海代表都说没来，但还是有不少外地代表坚持说他来了。一细究我才明白，原来他们把叶楠当成了白桦。

叶楠因癌症不治离世，使白桦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。2003年4月6日他给我用电子邮件发来讣告：

家兄叶楠因患癌症，经过四年多的顽强抗争，仍然无法战胜死神，不幸在4月5日晚8时41分心力衰竭逝世。我曾在3、4月之交专程到北京看望过他，我是他最后最想见到的人了。他极为艰难地向我说了一些我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。他的一生太累了！正如他儿子叶文所说：他真正地解脱了！我和他是同一天降临这个世界上来的，但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邮件里还附了他悼念叶楠的文章，文章中充满兄弟亲情和诗人的泪水，读之令人动容。

2008年5月的一天，我给白桦家打电话，他不在，是他的夫人王蓓接的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，说王蓓记忆力严重缺失，根本记不住，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或发电邮。

后来，他在《守望底线》一文中写及夫人王蓓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况：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，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，准确地说，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，管我叫“老爸”，或者“老爷子”。

我发现，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，是不对的。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，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。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，顿顿服药、吃饭、喝水，都要让我首肯。“老爸！这能吃吗？这能喝吗？”

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，问她：“你在家休息吧？”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：“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？”我只好带着她，即使是开会，她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微笑颔首，一言不发，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。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，她会大喊：“你想想，我能单独留下吗！”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。是的，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，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——我相信！

他还写及小孙女，使我极为感动：最近，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，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。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低着头，一动也不动了。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。她还那么小，就懂得爷爷了——我相信！

祸不单行。

2010年9月7日，我给白桦发了一份电子邮件。我告诉他，自己正在写柯庆施，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份材料：“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‘右派’，三年后被‘摘帽’，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，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，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，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，不像话……

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‘继续劳动改造’去了。”我向他求证，是否确实。当天，我收到了他的回复。他说确有此事，那是1962年的事。当时他正和郑君里合作《李白与杜甫》，柯庆施要郑君里放弃这个题材。得知柯庆施的批评，白桦真切地感觉到，自己是阶级敌人了。他要求去云南劳动，但市里只许他在以上海为圆心、半径300公里之内的范围内选择，他就去了绍兴。信末，他说：“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，这病现在很普遍，保守疗法。顺告。”

我看到邮件后，立刻给他打电话，嘱他千万保重。他却显得很坦然。

白桦越来越消瘦，坐上了轮椅。他跟王蓓互相扶植，勇敢地面对病魔。“潜流”也罢，“寒冷”也罢，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、歌唱着，这就是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