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要紧的东西一定要收拾好”

　　作者简介

　　叶永烈，著名科普作家、报告文学作家，以儿童文学、科幻、科普文学、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为主要创作内容，唯一参与从1961年第一版到2013年第六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编写者。

　　我父亲是一个企业家，当时在温州是钱庄的总经理，又是银行的行长，还兼了一家医院的院长。他从小念私塾，后来到保定军官学校念书。他书法很好，会写诗词，有一定的文学修养。我父亲曾经每天在开门营业前，把所有员工召集在一起，由他主讲《古文观止》，当时这在我们温州是绝无仅有的。我小时候似懂非懂地在旁边听，这其实是我最初的文学熏陶。

　　我父亲是个非常细心的人。我小学时的成绩单，一个学期有两三张，我都交给他，他全部保存下来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总共有39张，其中小学的23张、中学的16张。第一张成绩单是1945年的，离现在73年之久了。我的母校都没有这种档案。现在这些成绩报告单很珍贵。

　　父亲告诉我：“要紧的东西一定要收拾好。”我11岁的时候开始投稿，《温州日报》当时叫《浙南日报》，门口有一个投稿箱。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诗，扔进去了。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“叶永烈小朋友收”，信上说，你的稿子写得很好，下个星期会登出来。爸爸看见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诗，显然很高兴，说要把这些要紧的东西保存下来，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收拾好，一直保存到今天。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要填一张表，要填写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表作品，我就写1951年4月28日在《浙南日报》发表诗歌。幸亏父亲把原件保存下来了。

　　父亲教育我，所有信都要写年月日，照片也是。我父亲在我的照片后面写好是哪年哪月哪日拍的。我第一张照片是一周岁时拍的，照片的反面写着“永烈周岁纪念”，特别注明“农.7.26”。我的生日是农历7月27日，如果是在7月27日拍的话就多了一天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父亲非常细致。他给别人送照片，如果是家庭的合影，就在背面按照拍照时的位置写上我的兄弟姐妹的名字。后来我学父亲，在照片背面盖一个蓝色的日期戳。有时候偷懒，左边是谁、右边是谁我没有写，现在看我都想不起来站在我左右两边的人叫什么名字，所以说，细心是永远需要的。细心的基础是耐心，有足够耐心的人才会细心。慢慢地我也知道了，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耐心坚持下去，东西才会保管好，有条有理。

　　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，写得有意思的信我就保留下来。在整理五千多封信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一封信是1979年2月25日北京大华仪器厂一个工人写给我的。他当时是一个24岁的文学青年，没有写过什么儿童文学作品，在工厂里当空调工，发表了几首诗，厂里对他议论纷纷。面对这种压力他还是坚持下去。他说，他走路眼睛朝天看，一边走路一边背诗。有一天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发表我的报道，他看了报纸，很喜欢，晚上给我写了满满两页纸的信，没有一个字改过，一口气写下来，字端端正正，文笔非常流畅。尽管他是一个工人，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很有才华。他向我求教写作的问题。我不仅把信作为读者来信保留下来，还回信给他，写明回信日期。这位工人就是现在的童话大王郑渊洁。后来郑渊洁成了编辑，曾经向我约稿，还来过我家。因为这封信，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，讲当年郑渊洁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如何如何。幸亏这封信保留下来，可以看到24岁的郑渊洁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也可以看出他成为作家不是偶然的。我把这些信整理好，补齐了落款姓名，有的注明这个人原先的身份，然后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。这样，上海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知道这是何许人。我还捐给他们我的书信、手稿、档案、录音带，整整五十箱，还在继续整理，有六七十箱。

　　这些书信大概是六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末这个阶段的，其中有的信比较重要，比如1962年陈望道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。我有问题向他请教，他写信给我，信封上的落款是“复旦大学陈望道”。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，他能够亲笔回复我的问题，使我非常感动。这封信被收进《陈望道文集》第一卷。我捐了采访录音带1300多盘，每个录音带上面写好采访谁、地点在哪、几年几月几日、第几盘磁带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些录音的价值远远超过录音带本身的价值，这些录音带到现在质量还很好，都是历史的声音。我采访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很多，很多都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。他们回忆的一小部分我写在了作品里，大部分还没有写进去，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口述史资料。这些录音带现在非常珍贵。上海图书馆组织了一个小组，把这些录音带转成数码以后的声音清晰度很高，而且可以永久保留，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，后人还可以听到这些声音。上海图书馆面向公众，面向研究者，将来很多人戴着耳机可以听，能听到很多年以前历史当事人的口述。这些口述谈到很多细节，有的细节是文字档案上没有的，所以将来研究历史，可以从我的这些录音带里挖掘很多新的材料。

　　继承细心的基因

　　我的作品写了三千多万字。有的内容在写作的时候需要考证，这就用得着父亲传给我的习惯了，要特别认真细心，提供翔实的内容。比如说我早期的作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1961年出了第一版。最早的版本已经很旧，发黄了。化学分册中的“重水是水吗？”是我写的。第一版出版之后，我收到读者来信，我在书里说自然界50吨天然水中有1公斤重水，那个读者说，他看别的一些书，说法跟这个不一样，我就查了很多化学方面的著作，包括苏联涅克拉索夫著《普通化学教程》、苏联格林卡著《普通化学》、傅鹰著《大学普通化学》、苏勉曾编译《系统无机化学》以及有关化学手册，发现在这些科学著作中，天然水中所含重水的数据各不相同，有的甚至差好多倍。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，我们系主任张青莲院士是中国著名的重水专家，我写信请教他。他告诉我，100吨天然水中有17公斤重水。后来我把张青莲院士给的最准确的数字写进书里，一直用到现在，最新的版本里也是用他的数据。

　　再举一个例子。这本书叫《追寻彭加木》。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失踪的时候，我奉命从上海赶到罗布泊参加搜索，所以我拿到的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书里有一幅插图引起很多读者的注意。我当时在罗布泊采访几个考察队员的时候，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图，记下彭加木睡在哪儿、他的隔壁是谁、十个人睡觉的铺在哪里、彭加木乘坐的越野车在帐篷外什么方位、大卡车在什么方位。这是研究彭加木失踪的重要资料，幸亏当时画下来了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这个图把当时的情形永远定格下来。就连那几位考察队员也说，要他们多年之后回忆，肯定记不清楚了。做采访一定要细心，一定要注意捕捉细节。只有进入现场，才能写成这样的作品，不进罗布泊不可能拿到这么详尽的第一手资料。我的采访笔记保管得井井有条，一本一本装订好。采访的时候用活页纸记，回去以后把活页纸订在一起，每个专题装订成一本。我出版《追寻彭加木》这本书的时候从记录本里找到这张图，重新画好准确的图，印在书上。

　　我现在也做了爷爷，也有孙子孙女，孙女喜欢拍照。有一天香港电视台采访我，当时正好是逆光，孙女就拿手机拍了我的头像高反差的剪影，出版社很喜欢她拍的照片，做了我的自传封面，《叶永烈科普全集》新闻发布会上也用了这张头像。她很高兴，我告诉她，拍的照片要存入电脑硬盘，一个一个文件夹保存，每个文件夹写好什么内容、什么年份拍的。特别重要的照片应该用标题加以说明，这样才能保存好。

　　摘自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