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永烈:讣告面面观
新民晚报
我收藏了数千封书信,按人名分类,每人又按时间排序,最后一封便是讣告。
讣告是人生的句号,是致友人的告别书。我收藏了数千封纸质书信。在整理这些书信时,按照人名分类,而每个人的书信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,最后的一封信便是讣告。这样,我在无意之中,收到并收藏了诸多讣告。
与那些亲笔书信不同,讣告往往是印刷品,围着黑框。讣告不是由友人自己写的,署名是×××治丧委员会或者治丧办公室、治丧小组。大凡署治丧委员会的,往往还附有治丧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以及一长串委员的名单,而且附有长达几页的×××生平。署治丧办公室或治丧小组,则要简略得多。也有极少数人如郑超麟曾告诉我,他在生前已经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。
几乎所有的讣告都准确记载了逝者离世时间,甚至精确到分。比如我收到的巴金讣告,便写着“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,享年101岁”。所以讣告是查证去世时间的最可靠的历史文献。
讣告通常只写“因病”逝世,著名电影演员程之的讣告与众不同。1995年2月中旬,我收到“程之同志治丧小组”寄来的讣告,内中写及:“程之同志1995年2月14日应邀参加上海市政协庆元宵联欢晚会,演出完毕,突发心肌梗塞,经上海瑞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,于当晚十时十分不幸去世,享年70岁。”我读毕讣告,为程之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奉献艺术而深为敬佩。
讣告通常写明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、地点,著名作家王西彦的讣告没有这些。他的讣告正面印着他坐在书橱前的照片,背面印着讣告,内中写道:“遵照王西彦同志生前遗愿,丧事一切从简:不举行告别仪式;不开追悼会;不接受吊唁花篮、花圈;也不保留骨灰。”
讣告通常是白纸黑框,但是我的同事、作家陆星儿的讣告别具一格,是一本6页的小册子。封面印着她笑容可掬、坐在台阶上的彩色照片,仿佛她依然与你同在人间。在“陆星儿”三个字下,印着“鲜花为你送行”。封底印着她的长篇小说手迹。她的讣告用2页印生平,2页印她最后的访谈,2页印作品目录。
讣告通常印着逝者重要的职务。当年张乐平要为《儿童时代》画“三毛爱科学”,找我出“点子”,所以常有过往,他的讣告的第一“头衔”是“三毛之父”,然后才是“漫画大师”。吴强的讣告,在“我国当代著名作家”之后,写着“长篇小说《红日》作者”。艺术家、作家的命运是与他们的作品紧密相连的。他们广有影响的代表作,是最好的“头衔”。
在我收藏的讣告中,既有夫妻档,也有母子档。
陆平是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校长。1986年6月5日,我带着录音机,来到陆平北京寓所采访,受到陆平和夫人石坚的热情接待。没有想到,翌年我收到石坚治丧小组寄来的讣告及《石坚同志生平》,她去世时只有67岁。15年之后,我又收到陆平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及《陆平同志生平》,告知陆平于2002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,享年88岁。2007年,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《陆平纪念文集》,收入我关于陆平校长的报告文学,据告陆平晚年几乎不接受采访,我是他的学生得以破例,而且那篇文章经过陆平亲自审定。
母子档讣告则是高士其与他的母亲。高士其被病魔困在轮椅上仍以惊人毅力坚持写作,深深感动了我。记得1978年夏天,我在福州高家老宅访问高士其母亲何詠阁老太太,96岁的她竟给我端凳子,甚至提着竹壳热水瓶给我沏茶,那利索的动作使我非常吃惊。1982年夏日,我再度来到福州老宅,她欣然命笔,为我题词:“雪侮霜欺香益烈,百岁老人何詠阁书”。这题词中带有“烈”字,足见她才思之敏捷。翌年,我收到寄自福州的讣告,何老太太仙逝,享年101岁。5年之后,我收到高士其在北京病逝的讣告,享年83岁。
翻阅众多泛黄的讣告,著名翻译家周煦良教授慈祥的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。1983年9月10日我步入上海华东医院病房采访他。78岁的他正病重,鼻孔里插着输氧管,吃力地用缓慢而略带嘶哑的声调跟我交谈。几天之后,我还收到周老一封亲笔信,对那次采访作了补充说明。4个多月之后,我收到他的讣告——1984年1月22日,周老驾鹤西去。(叶永烈)